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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过了两年多。
我接到了一个活动的邀约,是本地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年度表彰,让我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去讲几句话。
我没想太多,就去了。
活动现场不算大,坐了两三百人。
台下有一些是本地做消费者维权的人,有媒体记者,有律师,也有普通的消费者代表。
我在台上说了几句话,大意是,普通消费者有权利知道自己用的是什么,这件事说难不难,说容易也不容易,但只要有人开始做,就会有更多人跟着看见。
我停顿了一下,补了一句:任何人拿着职务或者名号替产品背书,就要为那个产品承担相应的责任,这不是苛责,这是最基本的逻辑。
台下有几个人点了点头。
说完之后,主持人给我颁了个奖,是一块刻了字的亚克力板。
我站在台上接过来的时候,台下突然有人站了起来。
「这是我的!」
那个声音,我太熟悉了。
白若君从台下的人群里冲出来,手里攥着一把美工刀,眼睛直直盯着我,嘴里喃喃说,这是我的,你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的,你的平台是我的,这个奖是我的,你凭什么。
她也重生了。
我在那一刻就明白了。
她这辈子走出来的路,和上辈子完全不同,她亲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结局,却没有办法绕过去。
重生对她来说,不是礼物。
是惩罚。
她以为重来一次,她可以做得更好,可以抢在我前面,可以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走。
但她没有想到,我也重生了。
而且我比她先一步。
她手里的刀还没有抬起来,旁边的安保已经反应过来,一把抓住她的手腕,将她压制在地。
她一直喊,声音越来越嘶哑,说这不公平,这一切本该是她的。
我站在台上,没有动。
周围的人乱成了一团,有人报警,有人拍视频,主持人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我等警察把她带走,才走下台。
第二周,我去看守所看了白若君一次。
她坐在玻璃后面,脸色很差,眼神空洞。
我没有说什么大道理,也没有问她为什么。
我把手机屏幕隔着玻璃举给她看。
是一张照片。
白明德躺在病床上,嘴角歪着,手上插着管子,旁边是空着的陪护椅。
白若君的母亲,在她进看守所的第三天,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收拾走了,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白若君看着那张照片,没有说话。
过了很久,她低下了头。
我把手机放回口袋,站起来,对她点了个头,然后转身走出去。